行走坐臥 教他善的過程   文／何琦瑜
一杯茶，可以練沉靜、學禮儀；一碗粥，有媽媽的愛、有得之不易的滋味。
生活的點點滴滴看似無形，但生活品格，就在無聲中悄悄建立。
    作家侯文詠的大兒子在小學時，天天吵著不想讀書。侯文詠和太太幫孩子找到一份在印刷廠掃地的工作，月薪兩千元。夫婦兩人還向兒子承諾：如果接受這份工作，再額外加一千元給他。
    「是的，我會讓他去，」儘管孩子後來自己後悔不去了，但是侯文詠與太太在這過程中卻很放心：「如果一個國小孩子真的能吃苦，從此以後，我還需要擔心他的前途嗎？」
    所有維繫幸福人生的美好品格，涵養於生活。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教育哲學家杜威甚至表明：教育即生活。教育最重要的是與生活產生聯繫，經由實際生活去進行學習。透過生活中的勞動、透過雙手的實踐，我們養成影響一生命運的智慧與習慣。
   「大人為了不讓孩子嘗到失望的滋味，不讓他們有這方面的經驗，他們就沒有機會變得堅強……。他們未曾培養出必要時須更加努力的紀律，也從未學到追求完美的專業精神。然而這些紀律與修養，對於克服艱難事物所須的人格和技能而言，實在是不可或缺的。」--彼得．聖吉
    一九九○年，美國有三位教授針對美國、土耳其、以色列、台灣四個國家的青年人做調查，了解各國青年自律和他律的能力。結果發現台灣的國、高中生，自律能力的比例最低。
    結論顯示，台灣青少年的道德層次並未隨年齡成長，從他律走向自律模式；特別是中產階級家庭中孩子的自律表現能力，也不如美國。
   「事隔十多年，現在高中生更有延後成熟的現象，愈來愈多的學生停滯在國中以前，」中山女高校長丁亞雯比較。他們說，孩子變了。台灣的孩子愈來愈會說英文、用電腦，但是也變得愈來愈晚熟、沒有禮貌、缺乏與他人共同生活的能力。
只要愛，不要教？
    當十年教改的檢討，焦點全集中「升學與考試的方法」時，《天下雜誌》調查卻發現，家長認為，孩子的中文表達、做人態度、自我學習、生活能力，是教改後下降最多的能力。
    「生活教育是國家的根本。一個國民的素質，不是看你有很多的知識，一個高科技工程師，可能按錯一個鍵就死一百萬人……，所以我覺得生活教育比什麼都重要，」陽明大學教授洪蘭激動地說。
    弔詭的是，走訪學校，卻發現老師們直指是家長使孩子的生活教育失序。
   「父母對孩子的成績分分必爭，但影響孩子人格發展的生活紀律與規範，卻視若無睹；父母寧可把全部時間與精力投入工作、賺錢，卻不願意留一點時間聽聽孩子的心聲；過去孩子必備的灑掃應對進退的能力，現代父母卻不當一回事，無法耐心教導……，」教育部訓委會主任傅木龍，為文點出目前第一線教育工作者的感嘆。
    台中明道中學國中部主任林雯琪，經常接到家長晚上打電話來：
「主任，我兒子現在在看電視，不聽我的話，你叫他不要看，去做功課好不好？」林雯琪說，與其責怪家長不管教，不如說現在的家長面對複雜的環境、早熟的孩子，也困惑於不知如何管教。因為不知，所以逃避。「現在父母典型的觀念是，我只要愛孩子，不要教孩子，」林雯琪說。
    因為「愛」孩子，反而剝奪了孩子「體驗」的機會。花蓮慈濟小學校長楊月鳳舉例，學生的書包，九九％都是媽媽幫忙整理、媽媽幫忙背；家裡的衣櫃、書架，也多半是家長為孩子整理好的。
生活教育，學校鬆綁
    「他不自己整理，沒有那個過程，怎麼會珍惜？書包不自己整理，怎麼會喜歡讀書？」楊月鳳說。
    當家庭的「控制鍵」失調，做為孩子成長最重要的養成機構，學校在生活教育所扮演的角色，益發重要。「對國小來說，生活教育是一切，」台北雙溪國小校長陳雨水說。沒有升學壓力的國小，對生活教育的重視與創意，遠大於在升學陰影下的國、高中。
    九年一貫以生活各項能力為課程統整的主軸，使得有心的國小教師有了更大的空間。也開始擺脫教條式的生活教育，給孩子有意識的啟蒙。
    成立才四年的基隆深美國小，從三年級開始引導孩子一起訂「生活公約」，約定好的條文要大家都蓋章認定。藉此過程讓孩子理解，規範不是老師自說自話，而是「我們共同同意要努力做到的事」。
    即便扛著升學壓力，也有國中努力在夾縫中尋找機會。沒有宗教背景的明道國中，不甘於只是「升學率高的私立中學」。年輕的校長和主任，導入童軍的理念和系統，讓全校師生，帶著家長，一起接受童軍訓練。希望以童軍的三大價值：準備、日行一善、人生以服務為目的，做為學校傳給明道孩子的生命禮物。
    正心中學的成人禮，是在海拔兩千公尺的大尖山上完成，一碗鹹粥和兩顆橘子，是所有正心孩子最懷念的「酬勞」。「生活教育是散裝貨。是扎扎實實，每一件都要做得好，在生活中一點一滴做起來，」前教育部官員、積極於輔導教育的作家鄭石岩強調。生活教育畢竟不是開一堂課就能解決，家庭、學校、社會都該攜手同心，從細微處著力。
(本文摘自天下雜誌2007年教育特刊)